自比元祖

  建文永乐交替之际，朱棣多次提及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了中华“垂统”的贡献；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对武臣敕令时，朱棣曾称赞忽必烈的武备强盛、天下安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永乐帝是以元世祖忽必烈自居。日本另一位明史专家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朱棣憧憬的君主梦，两位史学名家俱言之凿凿，持论的理由有三：一、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二、元朝以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元朝以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接替国家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朝与明朝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三、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样让“四夷来朝”。

  马苑对联

  明太祖朱元璋游马苑，朱棣（其四子）与朱允炆（其长孙）同侍，其时朱允炆已被属意为皇位继承人，太祖即兴出句令两人对曰：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曰：“雨洒羊毛一片毡。”太祖以为“气弱”。朱棣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后一对句比前一对句气象雄浑得多。后来朱棣取代朱允炆登上帝位并把国都由南京迁到了北京。其实，从对联一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朱棣和朱允炆的性格差异。

  驳斥迷信

  贵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蒋廷瓒进言，朱棣北征班师的消息传出后，思南府婺川县的大岩山发出了连呼万岁的声音，人们都说是皇上的恩威使得山川显灵，礼部尚书吕震也请求上表祝贺。朱棣却认为山谷之间发出声响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异事，是当地官员失察，吕震谄媚阿谀，非君子事君之道，拒绝了他的请求 [209] 。瓯宁县有方士向朱棣进献金丹和方书，朱棣说:“这是妖人啊，秦皇汉武一生都被方士欺骗，妄求长生不死之药，他又想来骗我，我不会用，金丹令他自己吃下吧，方书也一并毁掉，不要让他再欺骗别人。”

  知音天子

  朱棣在治国理政之余，对音乐戏剧也有一定的兴趣和欣赏能力，有“知音天子”之称。当时的戏剧家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等曾侍朱棣于燕王府，编撰了数量众多的杂剧供朱棣欣赏。《坚瓠集》记载，永乐时期，京城里有位著名的歌女名叫齐亚秀，曾经在宫里侍奉朱棣宴饮，朱棣吃饭时，便在一旁唱曲，齐亚秀出宫后跟人说:“这是一位知音天子啊，每当我唱到关键情节的地方，他便举起酒杯向我致意。”

  爱好书画

  朱棣爱好书法，据记载，其书法“甚奇崛”，时常以御笔书法赐给宠眷的大臣，闲暇时也喜欢练字自娱、援笔肆书，欣赏书法作品时，又为其匠心独运的精妙制作而赞叹，朱棣最欣赏大学士沈度，沈度的书法丰腴温润，被朱棣赞为“我朝王羲之”，凡是朝中的金简玉册，以及一切大制作，必命令沈度来书写 。朱棣登基后，欲模仿宋代制度建立书、画二院，还喜爱画家郭纯“布置茂密”的绘画，偏爱布局较为茂密丰满、气势雄伟的北宋山水画风。

  北京地名

  在现今北京朝阳东坝地区有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许多与马字和帝王行迹有关的地名，这些和朱棣有关。朱棣迁都北京后，东坝以其水草丰美，宜于牧养皇家马匹，而一度成为明朝的御马苑。这里每隔三四里建一个马厂，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个，养马若干，可谓遍地开花。每个马厂都有围墙，墙里盖有马棚，墙外草地平旷，马群悠闲自在。母马怀孕产崽，就盖了驹子房负责接生。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与马字和帝王行迹相关的地名，留存下来了。

  大报恩寺

  永乐十年（1412），朱棣下令在南京开工建造气势恢宏的大报恩寺，先后动用10万工役，耗费巨资，历时19年建成。大报恩寺为明初“金陵三大刹”之一，华丽精美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呈九层八面，高约32.9丈（一说约24.6丈），明末文人张岱称其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 根据《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因天禧寺的重建将要完工，朱棣正式赐名“大报恩寺”，并亲自撰写了碑文。清末太平天国战争中，大报恩寺毁于战火，现存琉璃拱门构件，藏于南京博物院。

  天津建城

  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明朝政府设天津卫，天津正式筑城。相传，朱棣为了纪念“靖难之役”的胜利，而赐此地名为“天津”，意谓“天子经由之渡口”。20世纪60年代初，在南门外大街发现了一座明代嘉靖年间所立的名为《修建三官庙碑》的石碑，记载：“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卤之区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所立焉。”此碑详述了天津赐名、筑城、设卫之经过，也证实了史料的说法。

  瑞应麒麟

  郑和下西洋期间，带回了多个国家特产的奇珍异兽，其中最特别的当属“麒麟”。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向明朝进贡实际上为长颈鹿的瑞兽“麒麟”，这一幕被绘制为沈度序本的《瑞应麒麟图轴》和曾棨序本的《明人画瑞应图卷》，它们以图画形式记录了榜葛剌国进贡麒麟一事。这种以麒麟为主题的瑞应图像在永乐时期的政治领域扮演了一定角色，将长颈鹿认为“麒麟”并非简单的认知错误，“麒麟”的出现为朱棣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依据，被用来树立帝王权威以及教化民众，宣传太平盛世的“祥瑞”，图中特殊的麒麟形象也是中国明代与亚非国家间友好交往的见证。

  宫廷生活

  元末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五月，陈友谅兵寇池州，不久又传来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的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朱元璋甚至对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作战。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将在下一年称帝，十二月二十四日，祭告太庙，为自己渡江后生的七个儿子逐一命名，第四子命名为“棣”，此时朱棣已经七周岁，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朱元璋不仅为儿子命名，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则，每一支拟定了二十字辈分，朱棣一支的字辈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同年，七岁的朱棣与众兄弟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元璋认为七个儿子“宜习劳”，命令朱棣与兄弟们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不时还要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由于朱元璋十分重视文教，朱棣与兄弟们幼年入学，接受了大儒教导的正统儒家经典教育，早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就在宫中的白虎殿为诸子安排了专门的读书场所，登基称帝后，太子与诸皇子读书的地方改为文楼，直到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宫中建成“大本堂”，广集藏书、延请名儒，朱棣等皇子和勋贵子弟便开始在其中读书学习。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册封诸皇子为王，封十岁的朱棣为燕王，又设立大宗正院，即后来的宗人府，掌皇族内部事宜。朱元璋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分封诸王便是要让藩王拱卫皇帝，以维护朱家皇朝的统治。

  洪武六年（1373年）三月，朱元璋颁布《昭鉴录》，四月，颁布《祖训录》给朱棣等藩王，令他们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书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优劣事迹，以对皇子们进行宗法教育。朱棣在宫廷中要遵守繁琐的礼仪制度，经常要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

  洪武九年（1376年），十六岁的朱棣与魏国公徐达长女徐氏（即明成祖仁孝皇后）成婚。朱元璋以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即将前往封地，便派遣朱棣和秦、晋二王前往“中都”凤阳，观摩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了解明朝的基业由何而兴。自此之后，朱棣先后三次被派往凤阳常驻，在练兵演武的同时，还要充分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载朱棣在凤阳时“民间细事，无不究知”，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朱棣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

  就藩北平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有时也要受到亲王的节制。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明太祖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朱棣赐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与学识的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道衍随朱棣北上燕邸，后来与他交往密切，十分投缘，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朱元璋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命朱棣担任右宗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挥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却认为天降大雪，敌军必然意料不到明军将至，应当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旧识，正在劝降时，明军已大败元军，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邀请乃儿不花一同到明军营帐中请降，果然被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自后，朱棣威名大振，更受倚重，屡次被朱元璋授命参与北方军事，节制士马（一说乃儿不花实为晋王朱棡招降，关于此事的争议，参见“人物争议-早年战功”目录）。

  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颍国公傅友德出征，收捕番将阿失里等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朱元璋命晋王节制山西、燕王节制北平各卫将士，凡军中事务，都要启奏朝廷和晋王、燕王。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朱棣率军北征至彻彻儿山，擒敌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又追击至兀良哈秃城，遇敌哈剌兀，打败敌军凯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晋王死后，朱元璋命朱棣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辽东都司及辽府护卫兵马，令他总率诸王防备边患。

  继统纷争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随着时间的发展，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他们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棣招降乃儿不花后，晋王忌惮朱棣的功劳，到太子朱标处发告朱棣不听自己的约束“劳师冒险”，使朱标将此事汇报给朱元璋。朱棣入朝，晋王又言语冒犯朱棣，还派人在燕王府内监视，搜求朱棣的“国中细故”，燕王每入朝，太子“数以语见侵”等等，其间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接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去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前夕，晋王去世，朱棣成为了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 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及诸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举兵靖难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遗诏诸王在封国，不得到京师奔丧。燕王朱棣自北平去南京，因朱允炆诏令而停止。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接着，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市），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对燕王防范措施。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为了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以装疯麻痹张昺、谢贵二人）擒杀张昺、谢贵，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四载干戈

  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朱棣先后下居庸关、怀来，捕获南军将领宋忠。趁势攻下遵化，永平投降。 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30万伐朱棣。大军到达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9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又大败。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九月，江阴侯吴高带领辽东兵马围困永平。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军至河间扎营。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 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村坝大破李景隆军。李景隆退军德州。朱棣趁机攻打蔚州、大同，引李景隆派兵救援、劳师无功。 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 九月，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市），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

  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复齐、黄官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在滹沱河打败盛庸，再在藁城打败吴杰等。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他们外出募师勤王。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

  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大军。五月克泗州、盱眙，兵指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南京即位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拜谒孝陵，然后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七月初一日，祭告天地，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朱棣即位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开列“奸臣榜”，诛杀了一部分建文朝臣，例如方孝孺及其宗族亲友被杀者八百七十三人，其门生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殉难；黄子澄、齐泰等被诛杀灭族，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家族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陈迪之死，远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司中之诛，姻族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镛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与此同时，朱棣并未将“奸臣榜”上的人全部诛杀，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等人皆被宽宥任用。

  朱棣对待朱标、朱允炆一系和其他藩王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改封吴王朱允熥为广泽王，衡王朱允熞怀恩王，徐王朱允𤐤敷惠王，随母妃吕氏居懿文太子陵园。朱允炆追尊的兴宗孝康皇帝，仍称懿文太子。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凡在建文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却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与此同时，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并大赦天下，除了犯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不赦外，其余罪无大小，通通赦免。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

  朱棣即位后，大规模对靖难功臣进行封赏。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再论靖难的功劳，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陈懋等六人为伯。并广求贤才，对山林隐逸的怀材抱德之士，令官府寻访，量材擢用。

  永乐盛世

  靖难之役后，“淮以北鞠为茂草”，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大批农民流离失所。 明成祖着手恢复民生、蠲免赋税，下令山东、北平、河南遭受战祸的州县，有无法耕种的人民，免去三年的差税。不曾被兵祸乱的地方，也与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一同蠲免秋夏税粮，其余直隶府州、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各蠲免一半，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一应钱粮、盐课等一并免除。河南、山东、北平、淮南北流移的人民，令他们各还原籍复业，需要的种子牛具，令官府给付。建文年间废除的北方学校依旧开设，不令其废弛。

  明成祖一再劝民于田亩，千方百计地招抚流民复业。明成祖一即位就遣人四出，招流民复业，要他们尽力田亩。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明成祖对户部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明成祖还特地颁布诏令，各地都不得对逃徙的老百姓治罪。流民复业后，有的地方官向他们追征累年拖欠的粮刍。明成祖听后很生气遂对户部臣说，农民不得已才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羯免”。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开明的，它使大批流民很快回到田间，使残破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土地大量荒芜，无人耕种。那些战争较少波及的地方，例如江南和山西的某些地方，则又显得人多地少有的人甚至无地可耕。为了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使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发，明成祖也像朱元璋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移民。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明成祖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明成祖在位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同时，提出“为治之道，在于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同时营建北京，五征漠北、南征安南，派郑和下西洋，修撰《永乐大典》等典籍，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南下北征

  永乐四年（1406）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进入安南，传檄数胡季犛、胡汉苍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成祖下诏，改安南为交趾，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明成祖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丘福先率领千余人马到达胪朐河，轻敌冒进、指挥失当，与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一同战死 ，其所率领的人马也在胪朐河覆没。朱棣震怒，决意亲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五月，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鲁台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成祖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明成祖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

  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明成祖再度出塞亲征瓦剌。 六月，忽兰忽失温之战，答里巴汗与马哈木、太平、把秃索罗三王，率骑兵分三路列阵距明军十余里的山头上，约三万余人，每人带从马三四匹。明军派兵向马哈木挑战，马哈木派蒙古骑兵冲下山坡迎战，被明军密集的“神机铳炮”射回，只好聚集在山顶。此后明军的东西两翼部队挺进，双方互有死伤。傍晚，朱棣指挥数百精骑为前锋，火铳随后齐发，骑兵乘势力战，瓦剌部大败，王子等十余人阵亡，数千人被杀，答里巴、马哈木、太平和巴秃索罗脱身逃亡至土剌河 。明军大破瓦剌后，向阿鲁台宣谕捷报，阿鲁台不久后便遣使来朝。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明成祖朱棣亲征鞑靼，其主力部队至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的鸡鸣山时，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乘夜逃离兴和，避而不战。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俘获鞑靼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逃走，停止追击，在回师途中，朱棣又率军击败一贯支持阿鲁台的兀良哈部，捕斩甚众，兀良哈部的余党诣军门投降。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秋七月，明成祖再次亲征阿鲁台，九月，明军听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其部落溃散，便未出兵开战。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领部落投降，朱棣封其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十一月明军回到京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至七月，明成祖最后一次亲征鞑靼，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等地。朱棣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获悉阿鲁台已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朱棣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明军进至答兰纳木儿河，搜索方圆三百里却不见阿鲁台部踪影，因所获甚微，明军粮尽，朱棣只得下令班师回朝。

  病逝归途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确切位置有争议）。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明成祖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炽（即明仁宗）即位，明成祖被安葬于北京天寿山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明世宗嘉靖时，明廷认为其“再造之功，同于开创”，改为明成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简称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