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叶尔姓图腾(何叶尔氏图腾)
何叶尔氏是中华少数民族的一个姓氏,读音作hè yè ěr(ㄏㄜˋㄧㄝˋㄦˇ),满语为Heyer Hala。源于锡伯族,出自古鲜卑族锡伯部族荷叶尔氏族,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据家谱文献《何叶尔氏家谱》记载:“何叶尔氏始祖,原为黑龙江齐齐哈尔达尔札齐部人”。锡伯族何叶尔氏族人后多改汉字单姓为何氏、赫氏、贺氏、菏氏等。
【得姓始祖】
(暂缺)
【起源源流】
单一源流
源于锡伯族,出自古鲜卑族锡伯部族荷叶尔氏族,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何叶尔氏,亦称贺伊尔氏、贺依尔氏、何依尔氏、何伊儿氏、何耶儿氏、贺耶尔氏、荷叶尔氏、赫叶哷氏等,是锡伯族人的姓氏,后有部分女真族人引为姓氏,成为满族的姓氏之一,满语为Heyer Hala。
“锡伯”是本民族自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汉史则称其为犀毗、师比、鲜卑、矢比、席百、席比、锡伯等。
关于“锡伯”一词的含义,历来诸说不一:一说意为瑞兽或珍贵材料的衣带钩,即史籍《汉书·匈奴传》中所称的“犀毗”即为用犀牛角或贵重金属制作的衣带钩,为王公贵族所专用的物品;一说为地名,即今海拉尔(呼伦贝尔)迤南室韦山一带地区,汉文史料注称为“锡伯”,因此居住在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因以得名。
锡伯族人大多认为自己是古鲜卑族人的后裔,其先民原游牧于华北的晋西北地区,其中一支居于华北的亚高山草甸荷叶坪一带(今山西平遥五寨,海拔2784米,古称何叶坪、何叶坝),遂取地名为自己的部族称号,称为荷叶尔氏族,后改为何叶尔氏。至今,何叶尔氏族的民间仍然保留有许多生动美好的传说。
据家谱文献《何叶尔氏家谱》记载:“何叶尔氏始祖,原为黑龙江齐齐哈尔达尔札齐部人”。锡伯族何叶尔氏族人后多改汉字单姓为何氏、赫氏、贺氏、菏氏等。
按:
汉、唐之际,因中国北方地区战乱纷纷,锡伯族人向中国东北地区迁徙到相对安定的大、小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生息繁衍,何叶尔氏族随迁至小兴安岭一带地区。后来,由于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国与大唐王朝之间的频繁争战,锡伯族人大多又移居到更为北部的黑龙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基本上过着渔猎生产的生活方式。
到公元十六世纪,东北地区女真族诸部再次崛起,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的佟·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并在短时间内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和策略,迅速将东北地区境内的各个民族统一在后金政权的管辖之下,锡伯族人就在这一时期被编入满州蒙古八旗,何叶尔氏族也在其中,为满州蒙古镶黄旗。之后,整个锡伯族人的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方式基本上转入相对稳定的农牧业经济。
锡伯族人撰写家谱的历史比较短暂,这部《何叶尔氏家谱》是锡伯族晚期历史时代方开始进行整理的家谱记载,而达尔札齐部则是蒙古族中生活在黑龙江中上游流域的分支鞑靼人的一支,并非锡伯族人。因此,以该部家谱为鉴,无以说明其姓氏的真正起源。同时,本书赞同“锡伯”为地名说,盖因其为锡伯族人的自说,为本民族自己的历史记载。
锡伯族族名源起“莝草”一说,“莝草”是地名,在锡伯族人的家谱中多记有“伯都讷错(磋)草沟”这一地名。“错草沟”、“磋草沟”即“莝草沟”之异写。先是以地貌特征命地名,然后以地名命部落之名,之后成为族名,最后有成为姓氏者。
不过,近有学者认为锡伯族并非是鲜卑族遗民,而是源出西海女真族的瓜尔佳部,或曰其源于金国时期的女真锡伯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皆源出满族学者,其他民族的史学家皆不支持这类说法,因此还有待进一步争鸣、考证。
【迁徙分布】
何叶尔氏是一个锡伯族、满族共同使用的姓氏,源出锡伯族,今已多冠汉姓为何氏、赫氏、贺氏、菏氏、李氏、叶氏等,分布在全国各地。
1.锡伯族起源和两次大规模迁徙:
关于锡伯族的源流问题,已发表了很多文章,如与满族同源说、与女真同源说、为蒙古的一支说和北鲜卑的后裔说。
著名锡伯族化工专家、族史学者何叶尔·李力认为,北鲜卑的后裔说是准确的,而且应当说是直系后裔。在史学家贺灵、佟克力所著《锡伯族史》和白友寒所著《锡伯族源流史纲》中也说明:“鲜卑人乃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系的一支,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及呼伦贝尔草原广大地区。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北匈奴败于汉将窦宪,大部分匈奴西迁,鲜卑遂进入北匈奴故地。
东汉桓帝时(公元158~167年)在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鲜卑族人逐渐南下,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以后又分裂为南室韦和蒙兀室韦,南室韦转化为锡伯,蒙兀室韦转化为蒙古。北鲜卑南下后仍有少数人留居故土,演变为锡伯族。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使她们保留了故鲜卑一些特征,如风俗、语汇和族名,形成了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根据辽宁省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记载,锡伯部族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扎兰陀罗河即绰尔河。又根据民族学家米文平所撰《英雄民族的摇篮》一文记叙,1980年7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始刻于洞内石壁上的祝文。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证实了嘎仙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从这两处遗址考察,证明锡伯族人在迁徙到辽宁地区之前,一直活动于古拓跋鲜卑地区,为拓跋鲜卑留下的遗民。
锡伯族早期居住在科尔沁草原。“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锡伯族役属于科尔沁蒙古,其后陆续归附于清,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迁徙驻防的历史。”大体上在现嫩江以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
正是由于以上历史和地理环境关系,这部分遗民延续了鲜卑的民族称号,以后称为室韦、席北、锡伯等,不过为不同时期汉语音的音变而已。鲜卑语音与汉语发音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不同时代译为汉文时,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差异。又如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口语称自己民族为锡窝,而今俄属西伯利亚地区原为汉朝时期鲜卑民族生息之故地,因族名而名其地,英译为Siberia,汉译应为“鲜卑利亚”。
从语言学来研究,今新疆地区锡伯族人的语言中,仍保留有丰富的鲜卑语词汇。《日本研究·鲜卑人东渡日本考》中(1988年第一期)谈到日本江户时代的私家史书《东日流外三郡志》,那上面记载有:“在上古日本北部有渡来民族,号称津保化族,津保化日音Tuboke,就是‘拓跋’。由于鲜卑族的影响,在现代日语中保留有鲜卑族词汇,这些词汇与新疆锡伯语发音很近似,说明现在的锡伯语保留有鲜卑语词汇。”
从民俗方面观察,在今辽宁省的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有一位锡伯族农民供奉的“喜利妈妈”上还挂有“铜兽”,这与鲜卑民族习惯供奉的“鲜卑兽”是一致的。
锡伯族的“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女平安的神,而“鲜卑兽”则是古鲜卑民族尊奉的图腾。
传说,鲜卑的祖先在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个神兽出来为其引路,鲜卑族人乃得出山,到南方大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发展。
这个神兽类马似牛,吻上生角,背上长翼,又称五爪虎,从此成为北方鲜卑等游牧民族崇拜的图腾,是专门保护族人安全的一种神兽。
综合以上,从地理上的活动区域、语音、语言词汇和民俗四个方面,说明现在的锡伯族确系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2.锡伯族从北鲜卑故地辗转南迁盛京:
锡伯族的先民鲜卑,因早期活动区域不同,又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北部鲜卑早期游猎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后来南迁到呼伦池的草原上,然后继续向西南迁,徙居阴山河套之间,与滞留的匈奴相融合,发展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在三国时期活动于西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西晋时期发展为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拓跋鲜卑在公元386年至534年建立北魏王朝,成为中国北方民族在中原的第一个政权。进而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城内外连成一片,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为后来隋唐更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锡伯族是没有入主中原的北部鲜卑遗民的直系后裔。他们依然游猎于以“拓跋石室”为中心的大兴安岭北段的森林里。那么,锡伯族的先民是怎样从北鲜卑的故地来到盛京的呢?下面,加以简要叙述。
这一时期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九部之战”,到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锡伯族奉命西迁伊犁戌边,历一百七十年。主要是在清朝的前期。这一时期是锡伯族在清朝的首次大迁徙,形成居住大分散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于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开端。
先说明在清开国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对于锡伯族的被迫大迁徙有直接的关联。
一是:“九部之战”。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止建州部势力的扩张,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农历9月,发生了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有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激战于古埒山(今辽宁新宾夹河乡胜利村)。结果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兵溃败。锡伯族是“互争雄长”的九大部族之一。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作战的双方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
值得申明的,一是锡伯族名的“锡伯”二字,就是从记载这次战争的文献中出现的,之后一直沿用下来,恢复了锡伯民族自称的历史原貌。二是科尔沁蒙古编旗。“九部之战”后,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于后金,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蒙古联姻,进而将科尔沁编为蒙古旗。从后金崇德元年~清顺治五年(公元1636~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左翼中、前、后旗,科尔沁右翼中、前、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土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等十旗。在这过程中,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姓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扎萨克(蒙语,旗长)由蒙古之王、贝勒等贵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参领等要职都由蒙古担任,锡伯族只能任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等末职。编为蒙古旗的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种官差,遭受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深重的。
再来说迁徙。先看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部众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这里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被锡伯族史研究者视为珍宝,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今天要了解锡伯族南迁盛京的历史,先要看锡伯族先人留下的这个碑文,理所当然。然而,碑文所记往事,有的地方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有错误。如锡伯族原居何处?锡伯族何时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何时迁入盛京等,立碑的目的是“万世永传”。但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公元1808年),晚于太平寺建庙时的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有一百年;可能根据久远的传说,且与事实有出入的口碑资料,没查阅官府档案核实。故而有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
锡伯族的原居处,在嘎仙洞及大兴安岭,编旗驻防与南迁情况为:
第一,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
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这方面在锡伯族家谱中就有记载,如边台韩姓家谱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将军)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曰乌苏布,次曰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乌苏买有二子,长曰鄂尔布,次曰鄂尔胡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
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第二,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今辽宁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今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清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
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康熙大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
两年后的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
迁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计。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一万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余一万零八十五口。这是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为锡伯等在迁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咨文中统计出来的。共有三个数:
①由齐齐哈尔送至伯都讷时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
②到伯都讷后逃、死二百零一口;
③由伯都讷起程前死逃、起程后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这个数字还未必准确。咨文中引用“奉旨”,对途中逃亡者要严加查拿,“奉旨”曰:“先后逃、死之人,足以千计,并未具陈在何处逃死,逃亡者系谁家之奴,彼等皆已偷卖,今谎称逃、死耳”。这只是十二牛录的数字,那么七十四牛录逃死者的数字又该是多少呢?
锡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给管领无妻之人。只因为锡伯官兵对皇上的驾临,“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还要“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押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对此,其内务府及户部衙门执行咨文称:遍行八旗,盛京等处及直隶诸城,均火速照办,并详列应查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都要查报。而且“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这不是灭种之策吗?如此圣上,何其毒也!(注:锡伯族认为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以致在民间留下了吃翻桌之说)。
第三,随旗当差,分驻各地效力。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
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新民县西营子锡伯族八十六岁老人康惠安说:“听老人说,锡伯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老人讲,清将军衙门把锡伯族头人用酒灌醉,待酒醒问:‘何时编旗’?清官员答道:‘编完啦,你们哪旗都有’”。沈阳城南西河山沟村锡伯族完颜氏宗谱载:“清帝知我族强悍,不容团聚一处,防生意外,随分散各旗各佐”。沈阳城西诺木珲图克色里氏锡伯宗谱亦载:“盖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此种事例很多,不再赘述。
分驻要地除盛京(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抚顺、兴京(新宾)、辽阳、牛庄(海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城、岫岩、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广宁(北镇)、闾阳驿、义州、小凌河、锦州、宁远(兴城)、中后所(绥中)、中前所等二十三处。锡伯兵分到这些地方数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换原满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辈”。至于分驻各地的总人数,约在六万人以上(以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到达盛京为一万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录推算)。
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屡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之后,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督统、总管、一等侍卫者”。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品级的锡伯官员,在待遇上又有较大的差别。
第四,南征云南与北返黑龙江屯垦。
征云南。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来,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不断侵犯我云南普洱、东里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乾隆三十二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反击,结果为缅军所败。
清乾隆三十四年盛京将军恒禄接上谕旨,便从盛京选派锡伯一千名精兵强将,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农历4月初起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当年农历7月中旬抵达云南前线。经过交战、缅甸当局慑于大军威力,被迫与清军议和,锡伯官兵驱逐缅甸侵略者的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据清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载:锡伯一千名官兵,“阵亡之兵十二名,因伤死亡之兵三名,关外病故之兵五十四名,关内病故之兵三十六名,共死亡之兵一百零五名”。锡伯族官兵在这次征战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清乾隆三十五年农历1月6日,南征云南的锡伯官兵八百九十五人,分队撤回盛京。
返黑龙江屯垦。锡伯族南迁盛京及京师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人口迅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了余丁繁多而财政拮据的局面,有的兵丁没有收入,“窘迫不能养共妻子”,于是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政府把京师、盛京、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等地闲散兵丁及其家属,分批迁返黑龙江双城和阿拉楚喀等地,移旗屯垦,开荒种地。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吉林双城堡八旗户口男女统计:“西伯(锡伯)四百九十三户,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口,是列入蒙古栏内,理合声明。”
3.锡伯族从盛京西迁戍边:
锡伯族拨来盛京(今辽宁沈阳)驻防六十年之后,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有一部分锡伯族从辽宁西迁到伊犁。锡伯族的西迁是整个民族中一个大事件,他们迁到伊犁之后,在开发大西北,保卫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以及保存本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历史记载,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先后平定阿睦尔撤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针对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外国势力又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一方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方面向南疆移民屯田,并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但是,由于伊犁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派强有力的军队驻防。当时虽已先后从各地调遣了携眷之满族、蒙古、索伦官兵六千余名分到各地驻防,但伊犁将军明瑞感到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仍由伊犁派兵驻防之后,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向清朝廷启奏,请求增派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因锡伯官兵骁勇强悍,善于骑射,很有声望。奏曰:“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主、技艺尚可。”乾隆帝御审明瑞将军启奏后,下了谕旨:“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并指定了行军路线:“由塞外行走”。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盛京所属锡伯官兵携家眷共四千余人,于农历4月18日从沈阳出发踏上了西迁伊犁的艰难旅途。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沈阳,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农历8月24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8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草木枯荣,寒气凌人的季节。锡伯族官兵携其眷属无法继续前进,便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等待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3月草木返青时再赶程前进。但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疲惫瘦弱,加之雪厚无草,开春时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牲畜先后倒毙一大半,已无法继续前行。后经管带协领阿穆胡朗、噶尔赛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借给每户马一匹,计五百匹,驼一峰,计五百峰,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3月10日起,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继续前行。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只好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就穿绕科齐斯山又继续行进,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受困多日,所剩口粮已供不应求,所借马驼也倒毙甚多,行走已极为艰难。这种情况下,阿穆胡朗和噶尔赛无奈,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继续前进。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济之前,余粮已尽,竟以野菜充饥。过了霍博克赛尔、察罕俄博,于六月,锡伯官兵及其家眷才得到接济。又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7月22日,先后抵达伊犁地区。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与家眷,冒酷署,顶严寒,越山涉水,风餐露宿,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历时一年又四个月,行程万里。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垦戌边”壮举,正如清朝著名锡伯族诗人锡济尔珲的叙事长诗《离乡曲》所描写的那样:
坐上牛车出了关,骨肉分离不能还;每日只行数十里,不知何时才换班。
东望家乡泪不干,哪堪夏热与冬寒;历过千山与万水,一到乌城更心酸。
牛也疲乏车也残,人都饥饿病难安;无法暂在乌城住,春融不敢再盘桓。
凄凄惶惶过一冬,同把行装密密缝;准备三春积雪化,想起关东泪满胸。
山路崎岖车乱颠,赶车人儿好熬煎;妇女嚎啕牛不走,铁石人闻也见怜。
登山涉水更心忧,老牛车偏遇石头;儿女翻在车箱里,损腰折腿血交流。
嗳哟苍天快显灵,保我儿女到边庭;纵然受了伤与病,哪有医药来调停。
奔奔忙忙何日休,可恨拉车都是牛;过了赛里淖尔地,又把烂车到处留……
西迁的锡伯族同胞到达伊犁后,他们和当地各兄弟民族团结奋斗,为保卫边陲,抵御外来侵略,平定分裂主义分子,开发建设边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开凿的察布查尔大渠,现在仍然灌溉着万顷良田,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边陲的农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他们的业绩在祖国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精神已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每年的农历4月10日,是锡伯族纪念西迁的节日,这一天,在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同胞都要聚会,以各方式纪念东西两地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之情,遥相祝愿。而今时间虽已过去二百三十六年,东西两地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锡伯族同胞的情缘,确像绵延的伊犁河谷和涛涛的嫩江之水一样,源远流长。
新疆的锡伯族同胞,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同时有全国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西迁不但增强了边疆的防务和开发了边疆经济,在特殊的环境下,也保住了锡伯族古老的文化。
构成一个民族集团有它的特征,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社会家庭制度、风俗习惯、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民间创作、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的特点。(摘自史筠“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
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北鲜卑)活动在以“北土”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即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中心大兴安岭北段一带。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南迁大泽,即现在的呼伦贝尔湖地区,以后又离开故地继续南迁,于公元386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今大同)。从拓跋鲜卑离开故地南迁,到现在已近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祖国大地上朝代不断更迭,作为北鲜卑的遗民--锡伯族,为什么仍能保留着鲜卑族的特征?如民族名称(锡伯实际是不同时期鲜卑的汉译音变)、鲜卑语词汇(现在新疆锡伯族语言中仍保留一些鲜卑语词汇)、传说、风俗习惯、图腾及宗教信仰等等。它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促成的。
第一,如果拓跋鲜卑南下未在故地留下少数遗民,整个鲜卑族会由于入主中原融合于中原大民族群中而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部分遗民,一直到明末清初仍生活于故地,人口繁衍增多,才能沿续保留鲜卑族的民族特征。
第二,清康熙年间将科尔沁蒙古所属锡伯族集体辗转移居盛京,虽大分散、小集中,但由于都在一个省境内,相互有来往,又成村落集中居住,使锡伯族的特征一直保持到现在,并繁衍到12万人,为全国锡伯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如果不是集中南迁盛京,而分散于各省、市,锡伯族也很有可能融合于其他民族中,而将特征消失。
第三,清乾隆二十九年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属数千人戌边伊犁,到现在人口已增加到三万余人,居全国锡伯族人口第二位。值得突出提出的,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完整的保留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并形成了全国唯一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西迁虽造成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但却完整的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保卫西陲的战斗中虽遭受到民族的重大牺牲,但尽到了自己的民族责任,并建立了丰功伟绩。
第四,深厚的民族感情使民族特征在旧中国忽视民族政策的情况下依然能保留下来。
在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忽视民族政策,只承认全国有五个民族即汉、满、蒙、回、藏,又加一句还有苗、瑶。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的锡伯族仍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就在30年代作者的家乡,仍牢固维持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习惯。如每个家族每年举行一次集会,由年长者讲家史,并请喇嘛念会经,崇拜喜利妈妈,向长者问候只能用锡伯礼--请安,不能用鞠躬礼代替,称自己的母亲一定用锡伯语称呼--额娘,而不能称妈妈,绝对不许吃狗肉和用狗皮等等。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锡伯人既不同于汉族,也不同于满洲和蒙古。
第五,新中国成立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新中国刚一成立,就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民族。这首先是由于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锡伯族本身的民族感情,即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都保留了显著的民族特征,特别是新疆的锡伯族有聚居地域,不但保留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而且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很容易被做为一个独立民族而确认下来。西迁才使西陲有了锡伯族,在西陲的特殊条件下,把锡伯族的特征完整的保存下来,两地的锡伯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因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得到兴旺发达,这也首先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另外也由于锡伯族本身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者仅就自己体会加以叙述。家父何景祺,“九·一八”前为银行职员,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就未工作,于1932年就准备写何姓家族史,因何氏档案房毁于日俄战火,因此到沈阳市走访族中老人,并到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和锡伯喇嘛寺--北塔(俗称)进行调查,并由北塔何喇嘛(我的族兄),对太平寺满文碑碑文进行口译。家父根据调查写下了家谱序言,并向我讲述“我们是锡伯人,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后移居墨尔艮(今嫩江),再后移居伯都讷(今扶余)的莝草沟,最后迁盛京定居”。父亲又向我说“我们不同于满洲”。这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才能在解放后向新疆社科院调查组肖夫等同志提供锡伯家庙太平寺的信息,从满文碑文中找到重要锡伯族史料。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一些老前辈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如关俊彦老先生,在百忙中写信热情指导沈阳市锡伯族青年韩启昆,了解锡伯族族史要从那些史料入手,我也是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开始了对锡伯族史的探讨和陆续收集有关书籍和论文。又如新疆锡伯族管兴才老先生,借随新疆少数民族参观团来沈阳之机,与沈阳市锡伯族见了面,带来了西迁兄弟的情意和西陲锡伯族仍完整的保留锡伯族特征的情况,这引起我对察布查尔的向往,为此1958年正逢新疆化工厅向化工部要干部之机,提出自愿去新疆工作。1959年肖夫和吉庆来沈调查,经我的介绍他们考察了太平寺,并将太平寺碑文抄录后译成汉文。1982年我去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参加锡伯学会讨论会,走访一些家庭,当我到三乡佟荣昌老人家访问时,老人热情的抱着我边哭边说“可见着老家的人了!”然后在炕上摆出二百年前从辽宁带的小炕桌,招待我们茶点,可以看到新疆锡伯族怀念故里之情,在访问中还知道锡伯族儿童也知道老家在Mukden,即沈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以肖夫《锡伯族简史》为先导的大批锡伯族文史资料和研究论文出版,引起了锡伯族的认祖归宗热,使全国锡伯族人口从1984年8.3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7.3万人。仅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到锡伯族的民族感情和凝聚力。
综合以上,确实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才能经两千年历史长河,在沧海桑田和朝代不断的更迭中能保存下来这批古鲜卑遗民。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迄今为止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锡伯族与满洲同源,都是女真族人的后裔”;另一种观点认为“锡伯族即鲜卑族人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锡伯族与鄂伦春族同祖,源于辽国室韦族。
室韦族与鲜卑族同属东胡后裔,所以后两种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际上可概括为两说,即“鲜卑族说”和“女真族说”。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都兴智认为,锡伯族源于女真族,而非鲜卑族。其主要论据为:
⑴.从瓜尔佳氏谱牒看锡伯族与女真的关系:
锡伯族名称出现在史籍上的时间较晚,其早期见于记载的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尼雅哈奇;一个是超墨尔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记:“瓜尔佳氏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其先有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奇,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奇迁席北,珠察由瓦尔喀再迁希昂阿济哈渡口。”《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载:“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令人欣慰的是,尼雅哈奇和超墨尔根现在都得到了家谱资料的印证。
家谱一,《满洲苏完瓜尔佳全族宗谱》记载:“旧谱于1915年始修,1921年修成。内容有谱序、世系,记载瓜尔佳为满族巨族,八大家之一,族繁时有‘关朝之说’,居苏完者尤著。始祖居苏阿里乌喇达林苏完沃野阿拉哈哈达,其子三:佛尔和、尼雅哈奇、珠察,因鸮翎争气离居。长仍居苏完,次迁居西伯,三迁瓦尔喀。珠察六世孙索尔果为苏完部长,世系颇详。”
家谱二,《沈阳锡伯族志》“关氏谱书”记有始祖以下五代世系:
长房佛尔胡(此祖仍在苏湾哈达地方居住)
次房尼雅哈琪——尼堪达——郭端——多霍伦
——长子蒙库奔
——次子都都
——三子载锡
——四子塔什奔
三房珠琪——苏拉他——扎里达——阿奈——维罗墨尔根
家谱三,《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谱表前记:“我辈发源之处,名曰多尔济逼拉束湾哈达,由一祖所生三人:长兄名曰佛尔果,次曰尼(雅)哈奇,三曰朱撒。兄弟三人,经征大明时,长兄在束湾(尼)哈达住留(落户),次弟曾(迁)往西伯(地方),三弟朱撒(来)到西尔卡西口处驻防。”
《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所记的佛尔果,即《沈阳锡伯族志》的佛尔胡、《满洲苏完瓜尔佳全族宗谱》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佛尔和;尼(雅)哈奇即尼雅哈琪;朱撒即朱琪、珠察。经仔细核对,《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世系表的前五代与《沈阳锡伯族志》皆合,只是《沈阳锡伯族志》把尼雅哈琪的五世长孙蒙库奔都督官衔错译成“次子都都”,因而把次子译成三子,三子译成四子。两谱在翻译满文原底时使用了同音和音近的不同汉字,二谱所记完全相同。
家谱四,在大连发现超墨尔根后裔《锡伯族关氏谱书》。该谱书系光绪六年由满文原底译成汉文,其满文原谱始修年代不明。《锡伯族关氏谱书》前面写道:“原兄弟三人,在彼处已离散了。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觇河札汉多宽地方,一户另户瓜拉佳氏,锡伯族奉御玉军汗之子名超,莫勒根衔。之子名奇拉浒,巴图鲁衔。之长子名达吉伦,都督衔;次子名万,都督衔;三子名占,都督;四子名额尔吉马,都督……”
关于超墨尔根,以往学者们受史料的局限,不得其真解,多认为是指地名。或以为“超是‘超越’之意,超墨尔根就是离墨尔根(今嫩江市)还要远一些的地方。”因而解释为“锡伯族人是甘河上源嘎仙洞人的后裔”;或以为“超是绰儿河,墨尔根即今之嫩江”;或以为超墨尔根意为“嫩江出叉的地方”。其实“超”应是人名。墨尔根,女真语“善射者”、“神箭手”、“贤者”之意,《锡伯族关氏谱书》作“莫勒根”,满语或译作“墨尔根额”、“佛尔恭额”。蒙语发音与女真语同,汉译《蒙古秘史》作“蔑尔干”。《锡伯族关氏谱书》把“莫勒根”译成官衔是不妥的。“莫勒根”与“巴图鲁”加在人名之后是一种称号。超墨尔根是人而不是地名,《锡伯族关氏谱书》所记玉军汗之子超莫勒根即应是清太宗所说的“席北超墨尔根”其人。
⑵.玉军汗与尼雅哈奇:
对照以上谱牒资料,《锡伯族关氏谱书》所记一世玉军汗与尼雅哈奇应是一个人,理由是:
①他们的始祖原籍是一个地方:
沈阳谱记佛尔胡“仍在苏湾哈达地方居住”,《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作“多尔济逼拉束湾哈达”。多尔济满语意为“内”,逼拉意为“河”,束湾哈达即苏湾哈达。内河当为苏湾哈达附近之小河名。苏湾又作“苏瓦延”、“刷烟”、“苏斡延”、“苏完”,系满语,意为黄色。哈达是满语“山峰”、“山岗”、“山岭”之意。苏湾哈达即黄色的山岗。《吉林通志》第二十卷记载:“苏斡延岗,(吉林)城西一百六十九里。”其地在今吉林省双阳境内。《锡伯族关氏谱书》记“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觇河札汉多宽地方。”苏苏是满语“故乡”之意,刷觇河是“苏瓦延河”、“刷烟河”、“苏完河”之异译,即今双阳河,札汉多宽当指双阳河流域的小地名。双阳河是明朝女真苏完部活动中心地区,双阳即苏完之音转。各谱所记虽略有不同,实际指的是一个地方,即今吉林省双阳。《锡伯族关氏谱书》没有详记“三兄弟”的名字,但“原兄弟三人在彼处离散了”一句即应是指佛尔和三兄弟分离之事。从行文看,原谱的前面很可能是残缺了。奉御是明朝的官衔,玉军汗很可能是其后裔私谥的汗号。玉军汗是三兄弟之中居锡伯族的一世祖,与尼雅哈奇当为同一人。
②尼雅哈奇和玉军汗的后裔同为锡伯族当中显赫的家族:
从《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看,尼雅哈奇的四代孙多伙伦、五代孙蒙呼奔、六代孙尼雅尼雅哈等皆得封都督;《锡伯族关氏谱书》玉军汗四代孙达吉伦、万、占等亦皆封都督,五代孙卜克蝉、六世孙巴本、七世孙札拉胡七皆有贝勒衔。都督是明朝赏赐给女真羁縻卫所上层分子的最高荣誉官衔,官一品。贝勒即女真语“勃极烈”的音转,意为“大官人”。在同一锡伯族部族中绝不会有两个同姓家族同时得封都督之职(而且都是从第四代开始)。两相对照,超墨尔根一支尤为兴旺,直到第七代还有贝勒之衔,所以清太宗称锡伯族人为“席北超墨尔根之裔”。
③尼雅哈奇和玉军汗是同时代的人:
从两支人的世系来看,发展的也比较平衡。《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尼雅哈奇的弟弟珠察七世孙索尔果后来又回到原籍作了苏完部的部长,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同其子费英东率五百户投奔了努尔哈赤。索尔果的孙子鳌拜是康熙初年四辅臣之一,其后裔的家谱最近也被发现。现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鳌拜后裔家谱、《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锡伯族关氏谱书》作一简单谱表比较如下:
世次 《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 《锡伯族关氏谱书》 《珠察鳌拜谱》
1 尼雅哈奇 玉军汗 珠察
2 尼卡达超 莫勒根 索尔达
3 多伦奇 拉浒巴图鲁 王札拉达
4 多伙伦(都督) 达吉伦(都督) 莽喀尼
5 蒙呼本(都督) 卜克蝉(贝勒) 罗罗墨尔根
6 尼雅尼雅哈(都督) 巴本(贝勒) 常喀尼墨尔根
7 宁山罕 札拉胡(贝勒) 索尔果
8 八百 图门 卫齐
9 倭正(倭扬) 吠拉马 鳌拜
10 布尔他(布尔坛) 张一图 多吉里
11 乌力呆(吾尔代) 三七 格尔坠
12 额尔新 撒伦太 苏合那
13 关保 宁保 虎尔敏
14 关依 那吉平 金龙顺
15 和春厄 关希金 金福
16 公讷春 关文国 金永成
17 关裕新 关吉龙 金中堂
18 关俊彦 关世明 金洪礼
19 关鹤田 关永贵 金玉普
20 关大任 关明佳 金福元
21 关继铮 关德全 金国□
22 关延山 金兆□
从表中不难看出,三支人发展基本平衡,世系达二十二代之长。日本学者岛田好在《锡伯族卦尔察部族考》一文中,根据尼雅哈奇是费英东七世伯祖的世系关系考证,认为尼雅哈奇从苏完部迁锡伯族的时间在清朝开国(公元1616年)前二百年左右,即明成祖永乐晚年。其实,岛田好是按每代三十年计算的,似嫌太长,以每代二十五年计较为合理,则二十二代为五百五十年。从现在上溯五百五十年为公元1447年,即明英宗正统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松花江流域女真族各部重新分化组合的时代。当时蒙古军师也先进犯京师,脱脱不花侵辽东。在动乱中,海西等部女真族上层分子“率死于也先之乱……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尼雅哈奇之迁锡伯族应和这一历史背景直接有关。从玉军汗的五世孙起有贝勒之称,这应是锡伯族首领归属科尔沁蒙古之后的称号(沿用女真族人勃极烈之称)。从玉军汗到五代孙实则历四代,约一百年的时间,若玉军汗迁锡伯族在公元1447年前后,则其五代孙称贝勒当在公元1547年前后,这与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科尔沁蒙古东迁嫩江流域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明朝锡伯族部族的首领是出自女真族苏完部瓜尔佳氏的一支,即尼雅哈奇及其后裔,他们的祖居地是今吉林双阳。尼雅哈奇是今天沈阳、开原、大连等地锡伯族关姓的祖先;尼雅哈奇的长兄佛尔和、弟珠察的后裔后来都加入了满洲,成为今天满族的成员;尼雅哈奇至少有两个儿子,其中以超墨尔根一支为最盛,尼卡达(尼堪达)一支略次之。
⑶.从其他家谱和姓氏看锡伯族源考察:
都兴智指出,确定一个民族的族源,仅仅弄清其上层人物(王室、汗室)的族源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考察其民族绝大多数成员的族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比较合乎事实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对锡伯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掘和整理档案资料,搜集口碑资料和文物资料。谱牒是重要的文物资料,沈阳、大连、新疆等地现在都搜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谱牒,除瓜尔佳氏之外,还有其他姓氏的家谱,这些谱牒资料为探讨锡伯族族源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沈阳发现的锡伯族《完颜家系谱》记:“若我先远,初生于长白山阴混同江岸。游牧时代,无事迹可考,实为黄色民族,世称亚细亚民族,又谓蒙古利亚民族,乃通古斯民族一部分,即古之东胡肃慎,今之女真满洲部落人也。我之姓氏完颜,与金时完颜·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伯都纳磋草沟等处,部落曰西伯满洲。”
这里除了把蒙古利亚人种误成蒙古利亚民族,东胡和肃慎概念相混淆外,明确地记载他们就是金国时期女真的后裔。锡伯族人原来的姓与女真族人一样,也叫做“哈拉”,姓的分支称“莫昆(木昆)”。据查,清朝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在七十四个八旗满洲姓氏之后都记有“康熙时从科尔沁撤回之人”,这无疑就是指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从蒙古科尔沁拨出来的锡伯族、卦尔察和部分达斡尔人。其中锡伯族六十九个牛录、卦尔察族十个牛录、达斡尔族五个牛录。现在虽然无法分清这七十四个姓氏各属哪个民族,但其中绝大多数是锡伯族人的姓氏应不容置疑。
据现有的家谱资料证明,锡伯族人的姓氏还有约二十个与上述七十四个不同,但其中绝大多数都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的八旗满洲其他姓氏同,加在一起约九十几个,这与锡伯族“原有九十余个哈拉”的传说相符。
据《锡伯族简史》记,西迁伊犁的锡伯族共有二十九个哈拉,四十六个木昆,四十个汉姓。其中徐、刘、藏三姓原来的哈拉不清,实则只弄清了二十六个哈拉。在这二十六个哈拉当中,永妥里氏是由于氏族内部矛盾纠纷从英妥里氏中新分出的氏族姓,图木尔齐氏是从图克色里氏族中分离出来的。这样,得其原始哈拉二十四个。沈阳地区现据家谱资料查到三十几个哈拉。把两地区锡伯族人的哈拉进行核对,除去重复者,共得四十个。试将这四十个哈拉与满族的哈拉列表进行比较:
锡伯族姓氏 满族姓氏 金国女真姓氏
瓜尔佳氏(关、管) 瓜尔佳氏 夹谷、古里甲氏
吴札拉氏(吴) 兀札拉氏
哈斯胡里氏(韩) 哈斯呼理氏
安佳氏(安) 安佳氏
那拉氏(那) 纳喇氏 纳兰氏
伊尔根觉罗氏(赵) 伊尔根觉罗氏
宁武图氏(刘)
胡西哈里氏 瑚锡哈理氏
托库尔氏(陶、拓)
伊拉里氏(伊) 伊拉理氏 移剌氏
额尔克勒氏(鄂) 鄂勒绰罗氏
富察拉氏(付) 富察氏 蒲察氏
札库里氏 扎苏里氏
杨吉尔氏(杨) 杨佳氏
巴雅拉氏(巴、白) 巴雅拉氏
郭洛佳氏(郭) 郭洛佳氏
郭尔佳氏(郭) 郭尔佳氏
苏木尔氏(苏) 舒穆鲁氏 石抹氏
温都尔氏(温、文) 温都氏 温敦氏
韩吉利氏(韩)
翰雅拉氏(韩) 哈尔拉氏
郭罗罗氏(郭、国) 郭罗罗氏
何叶尔氏(何、贺) 赫叶勒氏
图克色里氏 图色理氏
觉罗氏(肇、赵) 觉罗氏
孔果尔氏(孔、巩) 孔果络氏
华西哈尔氏(华)
果尔齐氏(郭、高) 果尔吉氏
札思胡里氏(礼) 札思瑚理氏
吴雅氏(吴)吴雅氏
付佳氏(付) 付佳氏
卜占那氏(卜)
卜库索里氏(卜)
英图里氏(英、永)
赫舍里氏(康) 赫舍哩氏 纥石烈氏
布尔察氏(卜) 布尔察氏
格齐勒氏(葛) 格齐勒氏
完颜氏(王) 完颜氏 完颜氏
何舍哩氏(胡) 赫舍哩氏 纥石烈氏
白雅拉氏(白) 巴雅拉氏
从表中可以看出,锡伯族四十个姓氏中有三十三个与满族姓氏相同,占82.5%,有的姓氏则与金国女真族人的姓氏一脉相承。其中与满族不同的七个姓氏,已知卜占那氏是个蒙古姓,其它六姓有三种可能:一是像图木尔齐氏、永妥里氏一样,系后分出的氏族姓氏;二是原哈拉在汉译时用了不同的汉字;三是达斡尔人的姓氏,因当年锡伯族人南迁盛京时有五个牛录的达斡尔人在内,他们的后裔都融合在锡伯族之中。
都兴智认为,谱牒资料绝非向壁虚构,姓氏有着比较牢固的稳定性,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动的。在现有的四十个锡伯族姓氏中,没有发现一个与鲜卑的拓跋、宇文、慕容、长孙、独孤等姓氏相同或音相近者。据此,只能得出锡伯族源出女真的结论。所以,仅据锡伯族与“鲜卑”音近,而把一个80%以上姓氏与满族姓氏相同的锡伯族说成是鲜卑的后裔是实在无法使人信服的。
⑷.从语言和习俗看锡伯族源:
语言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对锡伯族语言进行历史考察也证明其族源是女真而不是鲜卑。关于锡伯族的语言,清人博明希哲的《西斋偶得》记“其语言近于满洲”。《侍卫琐记》则说锡伯族语“非清非蒙”。据语言学家研究认定,锡伯族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语支,应与满语同源于女真语。在现在查到的锡伯族口语中,也多与满语相同。
持锡伯族源于鲜卑说的学者认为:锡伯族人原来说的是蒙语,归清后改说满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语言。对此,已有学者论证其不可能。
都兴智认为锡伯族人虽然在明末清初隶属于蒙古科尔沁部,但他们基本上还是“聚族而居”。从他们的上层分子还自称贝勒来看,说明仍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政治上、居住上的相对独立就决定着他们绝不会丧失自己的传统语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锡伯族人原来说的是女真语,隶属科尔沁后,受蒙语的一定影响,其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满语基本相同又有一定区别,所以在外族人听来才会有“非清非蒙”或“其语言近于满洲”的印象。
从习俗来看,锡伯族与满族相同而又异于东北其他各族的风俗有四:
其一,锡伯族和满族都忌食狗肉。他们平时都不戴狗皮帽子,不铺狗皮褥子,这种禁忌最早是出于对狗的珍爱。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锡伯族和满族的先世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为了自身的生存,长年出没于山林之间,狗是他们狩猎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加之狗又有忠于主人的本能,所以他们特别喜爱和珍重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忌食狗肉和不用狗皮的习俗。
其二,锡伯族和满族都有以活马祭祖的习俗。锡伯族的男祖先称“海尔堪玛法”,供在西屋外的西墙上,墙上有龛,内放祖宗匣子。逢年过节,叩头礼拜,还要把自家心爱的好马献给祖先。祭祀时先用羽毛或红布条系在马尾上,然后将马牵到神位前,表示供祖先骑用。献给祖先神位的马不准妇女骑乘。满族的男祖先供在西屋内的西墙上,也有祖宗匣。年节时除杀猪祭祖外,也有祭马的仪式。祭祀时挑选一匹雄健的公马,牵到祖宗神位前,由本家族的萨满用满语褥告。这匹马被称作“祖马”,不但不许女人骑乘,而且拉车时也不准女人坐车。
其三,锡伯族和满族都有祭祀生育女神的习俗。满族人祭祀的女祖先叫“佛托妈妈”,俗称子孙娘娘。它是一个用布或纸做成的口袋,内装一条长三四丈的五彩丝绳,绳上拴布条,俗称子孙绳。有的在口袋里还装有一个裸体的女性木偶。佛托妈妈口袋平时挂在祖宗神位之旁,过年时将子孙绳扯出,一头拴在祖宗板上,一头拉到门外。佛托妈妈是满族先世对生育女神的崇拜。“佛托”是女真语,满语“佛我”即“佛托”之音转,意为女性生殖器。在吉林省珲春曾发现一女性木偶,腹下刻有象征女阴的菱形符号。
都兴智认为,佛托妈妈就是最早的女阴崇拜。锡伯族的女祖先称“喜利妈妈”,其形制基本与佛托妈妈相似,只是有的彩绳上除拴布条外,还拴有小弓箭、猪羊距骨、摇车、铜钱等物。年三十将长绳扯出,一头拴在屋内西北角,一头拴在东南角。据有的锡伯族老人讲,祭祖时也比较神秘,平时喜利妈妈的口袋也不许乱动。
都兴智认为喜利妈妈和佛托妈妈就是一种神的不同叫法,理由是:虽然彩绳上所拴的东西和绳子拉扯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其形制、祭祀时间、方式大体相似,都是一种没有文字记载的最原始的宗谱。“喜利”是锡伯族语“延续”之意,“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孙繁衍的神灵”,与佛托妈妈一样,也是生育女神。
其四,锡伯族和满族都以柳树为生育保护神。锡伯族把自身的繁衍与柳树联系在一起,供奉柳树神翁,锡伯族语称“佛多霍玛法”。他们把柳树神视为保护降生的神灵,用柳板制做小孩摇车,婴儿夭折,用柳枝捆绑。成人死后,在坟上插柳枝,或用柳木杆挑招魂幡。这和满族称佛托妈妈为“柳枝娘娘”是一脉相承的。满族人认为柳树就是他们的祖先,称佛托妈妈为“柳枝求福之神”。满族人当中流传着柳枝、柳叶变成祖先的传说,在祭祀佛托妈妈时,常常是一头拴在祖宗板上,一头拴在柳枝上。
⑸.锡伯族部民构成:
都兴智经过考证认为,明末清初,锡伯族人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以南至嫩江下游、洮儿河流域和今吉林省扶余县一带,构成该部主要部民的女真族人是本地土著,还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这也可以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其它谱牒资料互相印证。经查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从科尔沁撤回之人”有传者共二百八十七人,其中世居吉林乌喇(今吉林市)的最多,为八十一人。其次是世居白都讷(今吉林扶余伯都讷)者,为七十二人。世居哈达地方(今辽宁开原东哈达岭)者为二十三人。世居苏完(今吉林双阳)者十八人。其余还有世居松花江地方者七人,长白山者七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敕修于乾隆九年,当时锡伯族人早已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喇三城迁往盛京和北京等地,故所谓“世居之地”当指锡伯族人的祖居地,而不是新迁地。
从家谱资料看,沈阳锡伯族瓜尔佳氏宗谱记:“原居吉林伯都讷磋草沟人氏”、“原籍伯都讷城属界错草沟驻防”;哈什胡里氏家谱记:“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何叶尔氏家谱记:“始祖原为妹妹江齐齐哈尔达尔札齐人”;宁武图氏家谱记:“始祖藤格里先人,曾居满洲长白山悟拉山西北伯都讷各地”;伊尔根觉罗(赵)氏家谱记:“先世系长白山西伯部落地方人氏”;安姓家谱记:“原籍英城子(今吉林英城子)”;吴姓宗谱记:“我吴札拉(昊姓),原系伯都讷磋草沟锡伯族人也”。可见绝大多数锡伯族人都是伯都讷和松花江流域的土著女真族人,少数来自嫩江流域,这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构成锡伯族部的主体部民应是元明时期的海西女真族人。从一个部落有九十多个姓氏来看,该部应是由许多海西部落遗民逐渐迁徙而构成的一个新的部落群体,该部的形成时间不会早于明英宗正统年间。
都兴智认为,由以上论述可以证明,杨宾《柳边纪略》记锡伯族“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满洲源流考》记清太宗称“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乃济陀音二世传》记康熙帝对活佛说:“(科尔沁)那里有我们满洲人锡伯族、呼勒沁(卦尔察)部落”都是可信的。需要说明的是,清太宗既称“我与尔(锡伯族)之先世本是同源”,又在天聪九年上谕中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多数学者认为,“诸申”就是女真,太宗在这里称超墨尔根之裔是女真,而不承认满洲等部落是女真,这与“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都兴智认为,其实这完全是曲解了“诸申”一辞。“诸申”在这里并不能作为族称女真来理解,而是有“属部”、“部曲”、“臣仆”之意。锡伯族部当时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是科尔沁的属部,故称其为诸申。
最后,关于锡伯族的族称,都兴智教授赞同“莝草”一说,因在锡伯族人的家谱中多记有“伯都讷错(磋)草沟”这一地名。
总之,“错草”、“磋草”即“莝草”之异写。先是以地貌特征命地名,然后以地名命部落之名,之后成为族名,最后有族人引为姓氏者。
【郡望堂号】
郡望
扶余郡:即今双城市。黑龙江省设置较早的市(县)份。早在距今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双城就有人类活动。先秦时期,这里分布着肃慎族先民。公元前两千多年,肃慎族人向帝舜贡献矢、石。两汉时期称为扶余。南、北朝初期称勿吉,后期属勿吉伯咄部。隋朝时期属伯咄。唐朝圣历元年(戊戌,公元698年)后,伯咄为渤海国郑颉府属地。辽国初期属东京道滨江州乌萨扎部。公元十世纪渤海国灭亡,其地为生女真完颜部所有。金国时期属上京会宁府肇州地。元朝时期属辽阳行省开元路境。明朝初期为奴尔干都司所辖之纳邻河卫(拉林河卫),后属女真四部之一的扈伦部属下的乌拉部。清朝初期属宁古塔昴帮章京。清朝康熙元年(壬寅,公元1662年)属宁古塔将军营;清朝康熙十五年(丙辰,公元1676年)为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所辖;清朝雍正三年(乙巳,公元1725年)为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属地;清朝嘉庆十九年(甲戌,公元1814年)设双城堡协领衙门,为双城设治之始;清朝咸丰元年(辛亥,公元1851年)裁协领,设副都统衔总管;清朝光绪八年(壬午,公元1882年)设双城市厅,置理事抚民通判,兼管拉林,旗(满族人)、民(汉族人)分治;清朝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公元1907年)归吉林省滨江道管辖;清朝宣统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设双城府。民国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为双城县;民国十七年(戊辰,公元1928年)废滨江道,由吉林省直辖,为一等县;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日寇入侵,立伪双城县公署,归滨江省管;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11月27日光复,成立双城县民主政府,隶属松江省哈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4年黑龙江省与松江省合并,双城为黑龙江省协辖。1958年8月1日设松花江专署,双城县归其管辖。1959年5月归哈尔滨市属。1965年8月又重属松花江行署管辖。1988年设双城市(县级),1996年11月5日重归哈尔滨市。
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西晋时期改为国;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末地入东海郡;北燕时期又复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北齐时期废黜;到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昌黎(今义县),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三国时期的曹魏改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辽都卫,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为辽东都司,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为今辽宁省大部地区;自明正统后期因兀良哈诸族南移,渐失辽河套(今辽河中游两岸地);从明朝天启元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21~1642年)期间,全境为后金(清)所并。③军镇名,明朝“九边”之一,相当于辽东都司的辖境,主要是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隆庆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朝末期废黜。④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察布查尔县:察布查尔一词源于锡伯语,为“粮仓”之意。察布查尔自治县地处新疆乌孙山地及伊犁河谷地之间,东西长约九十六公里,南北宽约七十公里,总面积四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公元前二世纪,察布查尔僻处要荒,先后为寨种、月氏居牧。西汉宣帝神爵二年(辛酉,公元前60年),列入汉朝版图。西汉迄晋为乌孙国,南北朝时期为悦般国,隋、唐时期为西突厥属地。至唐朝时期为昆陵都护府下温鹿洲都督府辖地,唐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归北庭都护府统辖。南宋时属西辽辖,宋末元初期为察合台封地,至南宋咸淳十年(甲戌,公元1274年)属阿里麻里行中书省辖。元末为翰亦刺地,明属也先瓦刺之后,分四卫拉特,准噶尔部崛起居之。至清朝兴起,准噶尔建庭于此,成为准噶尔政治、宗教之中心和浑台吉噶尔丹策凌兀鲁思(即蒙语领地之意)。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公元1757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后,察布查尔变为荒无人烟的原野。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公元1764年),清朝政府自东北调遣锡伯军民共约四千余人西迁伊犁,进驻察布查尔屯垦戍边。清乾隆三十年(丁亥,公元1767年),按新额鲁特例,不论旗分,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锡伯昂吉共编为八旗八牛录:镶黄旗(乌珠牛录)、正黄旗(寨牛录)、正白旗(依拉齐牛录)、正红旗(堆齐牛录)、镶白旗(孙扎齐牛录)、镶红旗(宁古齐牛录)、正蓝旗(纳达齐牛录)、镶蓝旗(扎库齐牛录)。锡伯八旗,后称锡伯营,隶属于伊犁将军府锡伯营领队大臣直辖。清同治五年(丙寅,公元1866年),为“伊犁塔兰奇苏丹汗国”地方割剧政权所辖。清同治十年(辛未,公元1871年)沦为沙俄殖民地,划归沙俄七河省管辖。清光绪八年(壬午,公元1882年),清政府收回伊犁。清光绪十年(甲申,公元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仍属伊犁将军统辖。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锡伯营属伊犁镇边使署辖。民国四年(乙卯,公元1915年),锡伯营属伊犁镇守使署辖,受新疆都督节制。今县境内坎乡、海努克、加尕斯台,自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公元1762年)起皆属宁远城阿奇木伯克辖,至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元1888年)隶属宁远县(今新疆伊宁)辖。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划归巩留县辖。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1月14日,撤销伊犁锡伯营(包括四营),同时成立河南设治局(因处伊犁河南岸而命名)。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公元1940年)1月1日,升格为县,正式成立河南县,海努克、加尕斯台同时划归河南县辖,隶属于伊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公元1943年),河南县被鉴定为三等县。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公元1944年)5月4日,河南县因与河南省重名,改名宁西县,当年成立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政府,宁西县改称苏木尔县。1950年6月11日苏木尔县复称宁西县,并成立宁西县人民政府,隶属伊犁专员公署。1951年,坎乡由伊宁县划归宁西县辖。1954年3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宁西县更名为“察布查尔”,并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堂号
扶余堂:以望立堂。
辽东堂:以望立堂。
字辈
(暂缺)
【楹联典故】
(暂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