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向来是受人追捧的，自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苏东坡的豪放乐观，于逆境中绽放光芒，处尘世而不染其身，这种自信并不拘于时的精神，是史书所发扬的，对于每一个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苏东坡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描写传主苏东坡与时代政治风雨的关系。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因而，他尽力描述了王安石的变法情形和苏东坡对它所持的态度。他除了肯定王安石的个人修养好不贪污，不好色，文章出色，思想创新，口才绝佳，是能干的行政人才外，也认为其“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某些改革措施也是好的，如青苗法“计划本身完善合理”，免役法是“最好的新政”等等。可是，他更是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是失败的，产生了“悲惨结果”。而其原因在于实行“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譬如，实施青苗法时强迫农民贷款，甚至由富人贷款后向农民放高利贷，结果给农民带来了灾难。又如实施免役法时，“政府的兴趣在税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强迫服役，比征兵更糟糕”。此外，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排斥异已，用人不当，造成严重后果。
同时，《苏东坡传》把传主苏东坡描写成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政治家和诗人。林语堂认为，苏东坡是一位“巨儒政治家”，本质上是奉行忠君报国思想的。因而，他描写了苏东坡受到英宗皇后的信任之时，竭诚向她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争取“广开言路”，促使朝廷不再实行青苗法，严惩政府官员贪污和无能，减少政府冗员。同时，他也描述了苏东坡做地方官时怎样忠于职守，政绩显著。如担任徐州太守时，组织群众和御军抗洪，保住了徐州城;担任杭州太守时，完成了杭州的供水系统，建立公立医院，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热心赈灾。被贬惠州期间，则关心惠州城的改善工作，修建了两座桥，一座横越大江，一座横越惠州的湖泊，并曾建议广州太守王古用竹管将泉水引入广州供市民饮用，以减少疫病。苏东坡这种服务于民的务实精神，是令我着实感动的，因为求真务实是我不断追求的理想，林语堂先生正好刻画了一个这样的苏东坡供我学习参考。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才，不仅是他的才情，更有他悠然处世的儒雅风范，他种种为民为国的行为，也是我们应当传颂后世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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